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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士之鄉的發現與探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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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士之鄉的發現與探密

崔亮云

 

翻遍盂縣的史書,進士之鄉的稱謂,沒有記載,只記有進士人名及簡要介紹。在人們的記憶中也無此印象。

進士在現代人心目中,是具有很高學問的人。進士如同官位,因為是進士,即會有官職。進士在古代是金榜題名的人物,是非常了得之人。

上網查詢:進士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殿試及第者之稱謂。意思就是可以進授爵位之人。此稱謂始見于《禮記王制》。隋煬帝大業年間始置進士科目。唐朝也設此科,中試者皆稱進士。元、明、清時,貢士經殿試后,及第者皆賜進士,且分為三甲:一甲3人,賜進士及第;二、三甲分賜進士出身、同進士出身。在中國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,有10萬左右的人獲進士稱號。

 

大約在2006年秋,盂縣籍的著名作家張石山先生在閑聊中談到,他在京讀博士后的兒子,在一本書中看到在古代的科舉考試中,山西的進士中盂縣的進士數最多,為三晉第一。聽到此,我頓感愕然。盂縣乃太行山中部、晉東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區小縣,春秋時為仇猶古國,晉國欲伐,因交通不便,以獻鐘之計,讓仇猶國修路,路通鐘至國亦被滅。盂縣其地形如盂,四面崇山峻嶺,偏居一隅,自古以來交通不便,這樣一個山區縣,經濟不會發達,文化教育也肯定是落后的。如何能超過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發源地晉南的河東大地。我當時非常不相信,我感到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可能是大作家聽錯了,或是其子弄錯了,實屬無稽之談。

2006年初冬,我再次與張石山先生電話中談及此事,問其子所讀書目,他說這本書名為《山西歷代進士題名錄》,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他說可以給我從太原購一本。再次同大作家見面時,他送給了我這本書。

我翻開書一看,書中有一明細表格,為山西各縣在歷朝考得進士的數目表。盂縣赫然名列第一,為161人,比歷史文化悠久的晉南、晉東南及省府太原周圍各縣都多,排第二位的是永濟縣,160人,文獻名邦平定排第七,108人。在此應當提及,盂縣的進士以宋、遼、金、元時期為多,明清稍遜之。

近日,看到陽泉市文聯主席侯詎望先生的一篇論述陽泉文化特征的文章,他從《山西歷史進士題名錄》一書列表中,計算出的比例數更為令人震驚:金元時期,盂縣進士為73人,占到全省600名的12.2%,比位于此一時期第二名的陵川縣多出23人;特別是元代,全省進士為267名,盂縣獨得49人,比例高達18.4%,占到全省近五分之一。就是說在元代山西每考中5名進士,即有盂縣一名。

如此數字表明,盂縣當稱“進士之鄉”,名副其實,毫不遜色。此一消息我在省、市級報刊報道刊出,題目為《山西進士盂縣最多》。“進士之鄉”是盂縣的與“仇猶古國”、“程嬰藏孤”、“李賓釋經”、“二程講學”、“文人長虹”相并列的六張重要歷史文化名片之一。我在《擦亮盂縣的歷史文化名片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“進士之鄉”之稱謂。

 

太行山西麓大山中的一個小縣在古代何以能培育出這么多進士呢?盂縣的文化教育如何能敵晉南、晉東南古老的深厚的黃河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呢?我同縣內歷史文化界的前輩多次探討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查詢史書,考證地理,我們可以從五個方面來論述盂縣古代文化教育之強勢,也望有志于盂縣歷史文化的同仁來共同探討。

一是宋代二程蒞盂講學,推動了盂縣的儒學教育。程朱理學是我國儒學發展史上繼孔孟之后的第二個發展高峰,程顥、程頤兄弟即是程朱理學的奠基人。

二程弟兄是盂縣上文村文化名門侯氏家族侯道濟的外孫,侯氏家族自古多才子、才女。唐武宗時侯氏才女一首七律《題夫張睽戌邊不得歸,繡回文詩上天子》驚動皇上,敕其夫還鄉探親,并賜絹三百匹。二程之母侯氏幼即聰穎過人,苦讀史書,識見高遠,也有五言詩傳世。《因夫太中覲親河朔,夜聞啼雁》詩曰:“何處驚飛起,雍雍過草堂。早起愁未寐,忽聞意轉傷。良人沙塞外,羈妾守空房。欲寄回文信,誰能付汝將”。二程之表弟侯仲良論經講述,通貫不窮,有《侯子雅言》大作傳世;其舅父侯可博覽群書,貫涉萬類,禮樂詩易,天文地理,陰陽氣運,醫藥算術,無不究其淵源;其外祖父侯道濟為北宋進士,仁丹徒令,官至比部員外郎。

二程之外祖父與舅父曾在縣內大力辦學,傳播儒學,當時在龍華河畔的興道村東北巖凹豐樂寺中施教講學時,二程曾為盂縣學子授課傳道,興起斯文,故村名為興道村,講學處稱為程子巖。現巖洞中立有“宋大儒程夫子講道處”石碑。盂縣作家馬玉亮先生考證其講學時間可能在1075——1085年期間,在這10年中,二程“講學于家,化行鄉黨”。當他們來母舅家省親時,是有充裕的時間講學傳道的。大儒二程蒞盂講學對盂縣儒學教育發展肯定具有很大的推動之功效。

二是祖籍為盂縣的唐代名臣、虢國公張士貴家族由武功世家轉為文人世家。史書載張士貴為河南盧氏縣人,我們考證其祖籍為山西盂縣人,可能是其祖輩外遷至河南的,從其八世孫又遷歸故里。

張士貴在過去的文藝作品中被塑造為奸臣形象,但歷史上真實的張士貴是為唐太宗立過巨功的名臣,死后得到陪葬昭陵的榮譽。1972年發掘其陵墓時,發現其墓志銘長達三千余字,銘文中戰功赫赫,是當朝著名宰相上官儀所撰。此為鐵證。

張士貴的武功世家連續世襲七代,到五代十國時從第八世孫開始轉為文人世家。從宋代到金元的連續十九世中,代代有進士,有時父子同科,有時兄弟同科,共出進士34名,宰相級官員3名,尚書級的近10名。進士數占盂縣總數的五分之一。山西聞喜縣宰相村裴氏家族的進士也不過30名,沒有張士貴家族的多;晉城皇城相府三代帝王師陳廷進家族的進士也不超過10名,更無法相比。可見其張氏家族的文化教育之強勢,也說明了當時盂縣的文化教育的興盛。從另一方面講,張氏家族的文化教育也推動了盂縣的文化教育,提升了全縣的水準。

三是盂縣西部的農業經濟自古發達,實力雄厚。經濟是基礎,雄厚的經濟基礎是文化教育發展的強大動力。一個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家庭,是不能讓孩子去花錢讀書的。同理,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地區,其文化教育也將是落后的。

盂縣的進士中大約有三分之二來源于西部,古稱西盂縣。西盂縣所處的烏河川自古分上川、中川、下川,三川糧田肥沃廣袤,號稱二十萬畝的“米糧川”。人均耕地約20畝,是盂縣古代的富庶之地。烏河川上古代曾養育了三個顯赫的文化巨族。上川有現屬于陽曲縣方山村的吳氏家族,這個家族曾出現過16位進士,其中有一位狀元。其家譜中自稱為文化巨族,我想也不過分;下川上文村有前文中提到的張士貴的文人世家和侯氏家族,張、侯兩大家族曾出現了近40位的進士,侯氏家族還產生了“二程”外甥。這兩個家族與吳氏家族相比,更顯其強勢。可惜這些家族到后來因水土流失嚴重,上下兩川平整寬闊的田園被洪水沖刷的支離破碎,或完全毀壞,農業經濟的衰敗也導致其家族后來的衰落。明代之后,這三大家族就再位考取進士。

四是盂縣西部靠近省府太原,交通條件相比全縣要好一些。省府太原是數千年以來三晉大地的政治、經濟文化中心,與西盂縣中間接壤的陽曲縣自古也是一個文化強縣,距離較近,地勢平坦,且沒有什么崇山峻嶺阻隔,所以西盂縣在文化方面受之影響較大。而盂縣的東、南、北部則不同,在古代到處山高路窄,南有方山,東有太行,北有牛道嶺,西有管頭梁相擋。不發達的交通條件也是文化阻隔難以發展的重要條件,而西盂縣優勢的地理條件也是其文化教育發達的原因之一。

五是盂縣在金元時期的建置曾升為州,是晉東的一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之一。金元時期是盂縣考取進士最多的時期。盂縣由縣升為州,這樣的一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對其儒學教育的發展,肯定巨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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